1972年9月，张春桥拨通了王洪文的电话，告知其需移交现有职务，并安排他赴北京进行一段时间的进修学习。他叮嘱王洪文准备衣物及生活必需品，并允许其携带一名秘书同行。王洪文对此感到颇为意外，心中虽满腹疑问，却不敢过多询问。
王洪文抵达北京，乘坐专机后，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入住钓鱼台九号楼，与张、姚同住一室。
王洪文对中央召唤他前来的真正用意尚感困惑，然而，他受到重用的消息已是明确无疑。毛泽东曾多次与他深入交谈，详尽地询问了他的过往经历，提出了诸多问题，并倾听了他的见解。毛泽东亦给予他悉心的引导与援助，且特地叮嘱周恩来要对王洪文实施“传帮带”。
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小型集会，以及专门针对七机部问题的处理会议，还有调停河南两派矛盾的会议，乃至那些高度机密的讨论……概而言之，只要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，都会通知王洪文出席，并期待他发表个人见解。
王洪文在勤奋学习的同时，亦积极参与中央工作。中央办公厅特地为他奉上了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全集。
起初，王洪文持着严谨谨慎的态度，刻苦学习。他特地调来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核心成员肖木担任他的学习辅导员，为他量身定制了学习方案，确保每日阅读两个小时书籍。即便工作繁重，他也始终坚定不移。见到毛泽东勤奋学习英语，王洪文随即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聘请了一位名叫黄的教员，专为他教授英语。
1972年11月，张春桥抵达上海，向马天水、王秀珍、徐景贤透露：“洪文在北京，事务繁忙，甚至超过了我和文元。我们仅参与政治局的活动与中央会议。而洪文，即便是总理主持的会议，他也必定出席。无论是国务院的事务，还是中央军委的工作，乃至国家计委的会议，都特地邀请他参与。而且，他所收到的文件也比我们多，总理的指示要求各个部门都将文件呈送给他，以至于他连查阅都显得力不从心……看来，洪文短期内难以返回。”
张春桥发表声明，经与姚文元、王洪文商议，上海地区的日常事务将交由马天水负责。
事实上，王洪文对这种生活并无好感。日复一日地沉浸在学习和会议中，对他这个坐不住的人来说，实属煎熬。加之，妻子与孩子都不在北京，王洪文不禁向马天水抱怨，孤独之感油然而生。
然而，王洪文深知，此刻正处于关键时期，他的每一言一行都需经得起毛泽东的审视。毛泽东有时还会派遣王洪文前往矛盾较为激烈的地区，如新疆、浙江等地。王洪文乐于外出，身为中央特派员，地方上对他接待之礼亦颇为隆重。
此外，他对于处理两派之间的冲突和武斗，可谓是游刃有余。在上海任职期间，他频繁亲临现场，负责调解双方的争执，由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他召集双方代表开会，传达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，并督促双方积极开展自我批评。凭借“一碗水端平”的原则，他所负责的地区局势均有所改善。
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好感日益浓厚。此刻，他已在心中权衡，有意将王洪文置于张春桥之上。他曾直言对张春桥表示，王洪文曾身为工人、军人、农民，其资历条件远胜于我等。我们理应深入了解工农兵，同时进行实地调研。他本人既有做工又有从军经历，已然具备了这样的条件。
自然，毛泽东亦对张春桥颇为赏识，然而张春桥身为文人，积怨颇深，因而难以赢得中央委员会多数成员的青睐。
1973年5月，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，议题集中在为十大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上。在会上，周恩来宣布，应毛泽东主席的提议，政治局作出决定，将王洪文调至中央工作，并赋予其列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。同时，依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，会议决定由王洪文牵头负责党章修改小组，负责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，并提交新的党章草案。
8月20日，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召开会议。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传达其重要指示，强调必须关注并大力培养新生力量。依照毛泽东的提议，王洪文被任命为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，而周恩来、康生、叶剑英、江青、张春桥、李德生则担任副主任。周恩来完成宣布后，随即从主持位置上退下，将接力棒交予王洪文，由他继续主持会议。
毛泽东挑选王洪文进入领导层，却遭遇了高层内部的强烈反对。在中共十大召开前夕，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，对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进行了讨论。在会上，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建议，提名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，其姓名位列周恩来之后，康生和叶剑英之前。
周恩来再次强调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：这位工农兵干部综合素质较为全面，曾掌管上海市革委会，调入中央工作后亦表现优异，因此有必要选拔并提拔此类年轻干部。
周恩来话语落定，政治局委员们皆缄默不语。张、姚二人不便率先发表意见，而坐在一旁的王洪文显得尤为尴尬。毕竟，王洪文与刘少奇、林彪相比，资历尚浅。
稍瞬之间，许世友按捺不住，低声言道王洪文尚显稚嫩。最终，叶剑英明确表示：
关注与培养年轻干部，一直是主席的坚定信念。早在六十年前，主席便不止一次地提及，历史上的诸葛亮在群英会上年仅27岁，孙策小霸王更是年仅17岁，而周瑜担任大都督时亦不过30岁……回顾我们这些人，在担任军长或师长之时，有的甚至未满20岁。如今，王洪文同志已届38岁，我全力支持主席的提名，赞同王洪文同志出任党中央副主席，且名列总理之后。
一番话语逆转了乾坤，王洪文才艰难地攀升至党内第三把交椅。事后，他向徐景贤坦言，当时他惊得一身冷汗。
1973年8月24日，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十大开幕式。在这场重要会议中，周恩来发表了政治报告，而王洪文则对党章进行了修改的说明。随着开幕式圆满落幕，毛泽东宣布会议解散。
8月28日，大会的开闭幕式上，毛泽东同志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。见到毛主席未能莅临，代表们心中不禁泛起种种猜测。此时，周恩来同志宣布，今日的大会，毛主席因事请假，特委托王洪文同志代为行使投票权。
周恩来宣布投票正式开启，王洪文身着崭新的军装，率先从座位上起身，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毛泽东的座位，取过毛泽东的选票。在王洪文将毛泽东的选票投入票箱的那一刻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由此，王洪文顺理成章地占据了党中央副主席的宝座。
十天前，王洪文赴上海进行实地考察，向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提及，毛主席嘱托他研读《后汉书》中的《刘盆子传》，然而，面对深奥的古文，他感到难以理解，遂请朱永嘉为之讲解。
朱永嘉，复旦大学的一名教师，对古代历史，尤其是明代历史有着深厚的造诣。在批判《海瑞罢官》之前，他被调至市委写作组。在阅读了《刘盆子传》之后，他与徐景贤商讨如何解读。徐景贤提出建议，主张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，仅对古文进行翻译，并使用白话文详尽地阐述其内容，而其他任何评论则应避免。
王洪文政治敏锐度极高，心机深沉。听完汇报后，他面色如常，仅随意询问了写作组的工作情况，并未多言。
毛泽东让王洪文读《刘盆子传》，大有用意。西汉末年，放牛娃出身的刘盆子，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，15岁时摸彩摸到皇帝的宝座。当了皇帝，仍与一班放牛娃玩在一起。
王洪文的过往与刘盆子颇为相仿，显而易见，毛泽东借刘盆子的故事来警示王洪文，即以刘盆子的资历、能力及社会地位而言，他并无资格称帝，其成功纯属偶然，依赖的是刘氏宗室的庇护。故此，王洪文需有自知之明，若不勤于学习，其结局恐亦如刘盆子那般，最终只能落得个落荒而逃的下场。
王洪文荣升为接班人后，其待遇顿时得到了大幅提升。钓鱼台16号楼，昔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场所，经过全面修缮后，特此赐予王洪文独享。在八大处，为他精心打造了一座豪华别墅。此外，还成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作与服务团队，陆续配备了四名秘书，并设有专职的保健医生和护士。八三四一部队派出警卫人员，提供一级安保，即便是外出，中央警卫局也会指派一名科长随行陪同。
王洪文于上海陪同某国元首挥拍羽毛球，自此沉迷其中。为此，北京特意增设了一座羽毛球馆。每当王洪文羽毛球热情高涨，他便能连续挥拍数小时，却依旧神采奕奕。
王洪文向来有“酒桶”之称，每逢美酒当前，便忍不住开怀畅饮。他的酒量虽不甚宏，却总是难以抗拒酒杯的诱惑。如今条件稍许改善，他更是每日必饮，酒成了餐桌上的常客。酒足饭饱之余，他又投身于各种娱乐活动，或打扑克、或搓麻将、或挥汗球场、或狩猎山林、或垂钓江畔、或观影休闲，常常是夜以继日，乐此不疲。
垂钓于中南海之畔，养蜂于巷陌之间，甚至直至叶剑英的居所。狩猎则至军用机场，手持上海方面赠送的崭新猎枪，借助吉普车的车灯照明，秋季猎取野鸡，冬日捕捉野兔。昔日军旅生涯，王洪文枪法精湛，弹无虚发，能持续射击数小时之久。
自1973年9月12日起，直至1974年5月之终，毛泽东共16次接待了尊贵的外国来宾，每次会晤均有周恩来及王洪文两位同志的陪同。
尽管王洪文在“四人帮”中的职位最为显赫，实则他必须无条件地遵从江青与张春桥的指挥。
张春桥一手提拔王洪文成为造反派的首领，并将其推至上海市的领导岗位，进中央也离不开他的助力。王洪文自然不敢忘本，唯有怀着感激之情，恭敬服从。
由此，王洪文亦因“福”招致“祸”，其主犯之罪，在于1966年12月与1967年8月参与策划武斗，以及1976年与张春桥、江青、姚文元等人共同在全国掀起新一轮动乱。他与张春桥勾结，以上海为据点，煽动上海武装叛乱。在庭审过程中，王洪文并未聘请律师为其进行辩护。
最终裁定，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并剥夺其终身政治权利。至1992年8月3日，王洪文于北京病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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